案情:

1998年初，農業銀行某市區辦事處有一輛以資抵貸的新奧-迪100型驕車，購車發票、合格證等手續齊全，辦事處決定給該車入戶上牌，由分管后勤工作的副主任汪某負責辦理。因正常的入戶上牌所需費用過高，該辦事處聘用駕駛員寧某為了從中賺錢便向汪某提出“套牌”(套用其它有戶口車輛的牌號)入戶能夠節省費用，只需10萬元即能辦妥(寧某供述明知套牌車不能花費10萬元)。汪某將此辦法向辦事處領導匯報并經集體研究同意后，即安排寧某具體去辦理“套牌”入戶手續，并讓辦公室在套牌過戶時出具證明。

之后，寧某用一張虛假的10萬元收據在單位報銷支出的10萬元公款加上自己借款8?5萬元，購買了一輛有牌照的舊奧-迪100型驕車一輛，并將該車經公安局車輛管理所登記過戶到本單位，更換了新牌號。為了“套牌”，寧某通過汽修廠將該舊車和單位的新車發動機號、車架號進行了涂改相互調換，并將已過戶的舊車的牌號套用給新車使用。而后，寧某將舊車進行了修理、翻新，連同新車的購車發票、合格證等手續，以單位的名義將該車以人民幣19萬元的價格賣給了他人。

寧某在辦理本單位奧-迪車“套牌”過程中，扣除其償還購車借款、修理舊車費用外，所剩款項共計人民幣88000元，其留下48000元，另40000元其以汪某姓名存入銀行，并將存折送給汪某，汪某明知是“套牌”車所剩公款而予以接受。

評析：

本案中寧某的行為構成何罪?有的意見認為寧某是受單位委托從事公務的人員，其行為構成貪污罪。

但筆者認為，寧某不屬于受委托從事公務的人員，其行為構成職務侵占罪。理由如下：

(1)寧某是事業單位聘用的駕駛員，其本身就是單位的工作人員，談不上單位的工作再委托他去辦理。所以，單位副主任江某安排其去辦理套牌車事項，是基于從屬關系，而不是一種委托行為。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條第二款規定的受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委托管理經營國有財產的人員，這里講的委托應當具備兩個特征：一是委托者是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本身，而委托必需真正體現單位的整體意志。

本案中的江某是受單位委托的，而江某個人又安排寧某去辦理套牌車事項，并非代表是單位的委托。二是委托的內容必須限于對國有資產進行管理、經營，而不僅僅是經手。這里講的管理，是指依其職務身份具有監守或保管國有資產法定人員或委托人員行使職權的活動;經營，是指行為人在對國有資產具有管理職權的前提下，將國有資產投入市場，作為資本使其增值的商業活動，標志著對國有財物具有處分權，是管理活動的延伸。而經手，是指行為人對公共財物享有領取、使用、支出等經營公共財物流轉事務的權限。僅僅是經手國有財產的人，不能適用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條第二款的規定，而本案中寧某僅僅是經手。此外，委托是基于信任或者合同等其他關系而產生的權利義務關系，被委托人與委托單位是一種平等的關系。受委托最典型的，就是公民個人與國有企業簽訂承包、租賃合同，依照合同約定對國有企業進行管理、經營，寧某也不具有此特征。所以，本案中的寧某不是受委托從事公務的人員。

(2)寧某為單位辦理套牌車是勞務活動，因其不具有公務活動所具有的本質特征即管理性。這種管理性體現在對事務的組織、領導、監督、管理的職能作用，而貪污罪所指的公務，則限于代表國家對財物進行管理的活動，即具有管理者的地位。寧某是單位聘用的臨時工，不具有管理者的身份，由領導安排其辦理單位的事項，是具體的且限制于一定的范圍內，其只能按照領導的意圖或要求去辦理，是被動的、被支配的，處于被管理者的地位，不存在管理的權限。雖然其已經手款項，對外以單位的名義實施，但這都是與其從事的工作所必須的，是一種職業職責的履行行為，并非權力行為，與從事公務的管理性職務活動性質是不同的。

所以，寧某從事的是勞務活動，不具備貪污罪的主體資格，其利用工作之便侵吞公款的行為應以職務侵占罪定性。

刑法條文：第二百七十一條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的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將本單位財物非法占為己有，數額較大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數額巨大的，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處沒收財產。

國有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國有單位中從事公務的人員和國有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國有單位委派到非國有公司、企業以及其他單位從事公務的人員有前款行為的，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二條、第三百八十三條的規定定罪處罰。

第一百八十三條第一款保險公司的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故意編造未曾發生的保險事故進行虛假理賠，騙取保險金歸自己所有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七十一條的規定定罪處罰。